根据《史记》的详细记载，周文王姬昌在被商纣王释放返回西岐后，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扩张行动。史载\"明年，伐犬戎。明年，伐密须。明年，败耆国（黎国）。明年，伐邘。明年，伐崇侯虎\"。这些战役的地理位置分布显示：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地区，邘国在今河南焦作一带，而崇国则盘踞在西安附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姬昌将实力最强的崇国留到最后征伐，显然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战略部署。
攻打崇国的战役堪称姬昌政治生涯中最具风险的军事行动。据史料记载，周军围城猛攻长达三个月之久，却始终未能攻破崇国坚固的城防。面对僵局，姬昌采取\"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落\"的战术，即在城外堆土筑山，这一工程耗费巨大，过程极为艰难。最终，周军凭借这一战术突破城防，彻底消灭了崇国势力。
关于崇国的历史渊源，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是夏朝遗民，源自帝尧封禹之父鲧为\"崇伯\"的封地，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周边。商汤推翻夏朝后，这支崇国部落西迁至关中地区。然而这一说法存在明显疑点：既然夏被商灭而周人尊夏，双方理应有合作基础，姬昌为何不采取招抚策略，反而大举进攻？这不禁让人质疑崇国是否确为夏人后裔。
展开剩余73%商朝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记载彻底颠覆了传统认知。卜辞中明确记载\"崇侯虎\"（《史记》误将其记为纣王时期人物）曾多次率军征讨\"周方国\"。这些珍贵的一手史料证明，崇国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武丁时期。著名学者李硕提出重要观点：商朝的\"侯\"爵位仅授予王族成员，异族首领不可能获此封号。这一论断具有充分依据：
第一，甲骨文中的\"侯\"字由望楼和箭矢组成，象征警戒职责，后来演变为\"侯国\"概念。由于\"侯国\"肩负王朝安全重任，商王不可能将此要职授予外族。后世\"斥候\"一词的渊源正源于此。
第二，经学者系统研究，甲骨文中的\"伯\"特指商朝境内外的非商族地方首领，与后世理解的爵位概念不同。
第三，甲骨文记载显示，崇侯征伐时称周为\"周方\"，但后来却出现\"周侯\"的记载。纣王仅封姬昌为\"周方伯\"，可见\"周侯\"身份特殊，很可能是武丁灭周后另封的商族统治者。
综上所述，商朝的\"侯\"与\"伯\"有严格区分：\"侯\"为商族，\"伯\"属异族。因此，崇国既为\"侯国\"，当属商族，不可能是夏朝后裔。
20世纪80年代，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区发现的老牛坡遗址，其地理位置与史籍记载的崇国都城高度吻合。考古报告指出，若此处确为崇国都城，那么丰、镐一带原属崇国势力范围的说法完全成立。该遗址的发现为揭开崇国真相提供了关键证据：
首先，遗址中发现两处宏伟的建筑基址，推测为崇侯宫殿，另有规模惊人的铸铜作坊。其中一条长18米、深2米的沟渠填满炼铜矿渣，充分证明这里曾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政权。作为商朝控制西部的重要据点，商王不可能将如此战略要地交给潜在的夏朝遗民。
其次，老牛坡遗址呈现纯粹的商文化特征，包括典型的人祭习俗，未见任何异族文化元素。若崇国真为夏人后裔，理应保留部分夏文化特质，不可能完全商化。考古证据明确显示，崇国当属商族封国。
综合甲骨文与考古发现，武丁时期的崇国不可能是夏朝后裔。但这并不否定\"帝尧封鲧在崇\"的记载，很可能是商汤灭夏后，在原夏人崇国故地建立了新的商族崇国，后为开发西部而迁至老牛坡。
这一结论引发对先周历史的新思考：周人是否曾受崇国统治？他们如何摆脱控制并发展壮大？姬昌灭崇后纣王作何反应？老牛坡遗址下埋藏的历史真相，或许包含许多周人刻意隐瞒的秘密。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，这段尘封的历史终将水落石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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